德国人（1）

日耳曼民族很有特点。起码德国警察和法国警察就有挺大的区别。在欧洲待着，你可能会有什么事儿要去找警察申办。如果是法国警察，你去求他，管用。你最好是个女孩儿，再不妨显了副柔弱无助样儿。或者哭，也管用。那包你一路绿灯通行无阻。法国警察都吃软，容易惜香怜玉。

在德国来这套就不行了。德国警察绝对地欺软怕硬。你越求他，他越不卖你的帐。你得比他凶才成。这么说吧，他说一句，你得还他两句。他冲你喊，你得朝他吼。他若拍了桌子，你马上跟着也拍。他要是失口说：你给我滚出去。你可得赶紧抓住，这是个理儿，对他正色地说：你用语言侮辱了我，我去找你们头儿来叫你给我道歉。这样干了，你的事儿基本就成了。

德国人不通融，只认规矩条款，这我有过多次经历。每逢遇到有什么要跟警察或衙门打交道，不能马上就去，得去找相应法律书和文件什么的来读。然后把有关的条款都写在纸条上。去谈话时心态得放正，你不是要去求他，你是拿了法律条款，去给他们上课的。办事儿的官员们往往先断然说不行，或不能办。你用不着慌，从容拿出条款，和他共同学习共同提高。他若发觉你的条款来得有经典有道理，并不饰非，也不懂找台阶，会当场说：“啊哈，你对，我的错。”立刻同意给你办，非常痛快。有时你甚至会觉得那脑瓜儿直得有点儿可爱。

我推想德国人确实很适合当士兵，傻乎乎地守纪律，乖乖地听指挥，脑子里缺了根凡事还可以不守规矩的活筋。前面山上有挺机枪扫射，让德国兵冲，德国兵就都去冲。这事儿换了老美，天上如果没他们的拉帕奇，天上的拉帕奇如果没放汽油火箭把山上的敌人都烧死，大概没人会站起来往前走。不过有人跟我说，老美也有道理。因为据说老美都是干的雇佣兵，雇佣兵是为挣钱来的。把自己给打死了，岂不连本儿都赔了?

我知道一个德国朋友，迷上了中国茶。几年前曾在柏林开了个中国小茶馆。他从中国弄来各种绿茶。那些出口绿茶都附了简单的用法说明，标明该茶需要泡几分钟。各种茶标的冲泡时间都不太相同。这当然不必认真，那些时间数字大概都是随手写上去的。但这位德国仁兄仔细地看说明，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想了个大概只有德国人才能想出来的办法。他加大茶馆投资，买了一批闹钟回来。每个来喝茶的人都发一个，并按茶的说明把闹钟置好不同的时间。告诉茶客说：闹钟响后开喝。茶客都认真听话，都乖乖坐好，或读书，或看报，或干等，再无其它动作。闹钟一响，手脚忙乱，开始倒茶。茶馆里闹钟铃声此起彼伏，场面滑稽可爱。

德国人的这种认本儿照章的习惯，使得他们不善于灵活变通地行事。几年前有次在北京，德国使馆举办德商在华商务问题研讨会。商务参赞是个女强人，体态修长，思路清晰，办事干练。她在演讲中抱怨说，在中国，最困难的是没有条文规矩可循。或者有纸面条文，但中国人全不按它办。一切都要靠其它复杂的关系来解决。习惯了照章办事的德国人，在中国商场官场复杂人际关系的漩涡中茫然不知所措，有点儿找不着北。商务参赞形容这漩涡说，我们像是要在这么一场足球赛里射门，那个该死的球门自己在跑。

但德国人凭这种对事认真严谨的劲头，在许多制造技术方面都独占风光。尤其那些精密机械制造产品，光学产品，来不得马虎和糊弄。于是德国这些产品的品质一直世上无匹。

凡事儿硬梆梆地守规守矩，就没了趣味，不容易生出幽默，更不容易闹浪漫蒂克。德国的文化人，除了歌德海涅席勒几个大腕儿外，有点儿寥若晨星。不像隔壁法国的文学界，里面闹哄哄的群星灿烂。

但这种凡事要讲究个道理的劲头儿，搞不好就弄出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来。德国在数学物理和哲学界里世界级的泰斗们，个个光芒万丈，让人目眩。

凡事讲理大概也不影响对音乐的感觉，好像是个德国人就都能弹点儿曲子。我从前的那个房东老头，退休后守着他那三间房过日子。老头养着个两边上翘的胡子，像个俾斯麦时的旧人物。他手指短粗，红如胡萝卜，却也弹钢琴。看他的手在钢琴键上滑过，几乎不见手指在动。胡萝卜下面能流出来那样轻盈的乐曲来，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说来说去，实际上德国人两个优点：认真，遵守规则。而这都是我们不容易愿意干的。

周末我在柏林跳蚤市场闲逛。看见摊子上有个半导体收音机。我拿过来，打开开关，调到新闻台，发现音质很清晰。我问摆摊儿的德国老头儿：“是好的吗？”老头儿拿过收音机来说：“哦，它是有毛病的，”翻过来指给我看：“盒子的这个角儿摔破过，这儿是我沾上去的。”

朋友们听了说：真是傻。

我叹口气：我们还是少点儿聪明吧。

08.2006 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