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丁文江在英国拿到格拉斯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位，回到了中国。
那是清末，中国动荡的时节。
明末的时候，欧洲人正乱着闹着，正在从黑暗的中世纪里出来，向人类的现代走来。到了清末的那个时节，近代文明发展的大幕已完全拉开，变革的大潮已经袭来。洋人夷术挟武力强权，进到了中国。
这块古老土地，帝国皇权叶茂根深，国体千年。顽固的祖宗成法，圣人的四书五经，桎梏的思想意识，颟顸独尊，拒绝现代文明的变革。
洋人的“淫巧之物”让国人新奇，但朝野上下，守道者皆不以为可用。御史言官，正论煌煌，都是大帧满纸，铿锵言语，议论如“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中国全不相宜”。外人皆可以用而我们中国人独不可用，中国的国情特殊，这式儿的语言从那时候就喊，一直喊到了现在，至今200年长盛不衰。
1865年，天子脚下的北京臣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有英夷为宣传展览，在宣武门外获准建了一段示范铁道，虽只有500米长。却车于轨上“迅疾如飞”。但收获的展览效果，令英夷目瞪口呆：“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衙门上大惊失色，赶紧“饬令拆卸，群疑始息”。
非得要等到鸦片的战争，甲午的战争，和英法联军的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战争，一大堆大小战争都打败了，昏昏的中国才被真实震动。朝廷民间，议之攘攘。中国人都急了。那时候如果有互联网，网上论坛想必热闹。人们才搞明白了，中国不再驾西夷之上了。西方知识技术这回不是“新奇淫巧之小技”了。连顽固人士都在说，得去学西夷的“测算格致之术”，只是脑子里的成法依旧不变，学西夷是为了“驾人之上重振中土”，“以我之通会，夺彼之所恃，行见中国之富强且驾西国而上也”。
那位老佛爷实际上也给打怕了。自庚子年后，慈禧一改初态，虚了心气，着意儿交好洋人。老太太常邀了各国公使的太太们去逛她的颐和园子，在里头盛情给伺候着，笼络感情。1911年又发上谕“预约变法”，给自己辩护，说：“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因了西洋东洋的这些个刺激，国人沸沸，议朝政说改革，许多传统事物有了破例，出现的有松动。
1906年，中国人费了死牛劲，废掉了千年的科举制度。那时候的朝廷正琢磨着教改，对出国留学拿了洋文凭回来的，寻思着要赏些个功名出身，“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阁臣们陆续递的有章程，1903年张之洞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906年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1908年学部奏定《游学毕业生廷试用章程》，说的都是对留学毕业的赏功名给出身或补个花翎顶子。
朝廷便定下来新的中央政策，规定每年8月，自然是按的阴历，给留学归来人员办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要求“凡毕业后留学生，均需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
这个留学毕业生考试分两场，首场据毕业文凭所注学科，择要考验三道试题，作二道为完卷。二场考验国文一题和所学外文一题，作一题为完卷。
由掌院学士出具考语，据成绩“著赏给进士举人出身”，相当于是搞一种学历认证考试。
但这掌院学士是否能给出合适考语，或是个疑问。只是当时，迷恋科场的对留洋闹出的新科还不太认。夜读书，见说到晚清名士王闿运，杨度刘光第杨锐的老师，赠诗张之洞，调侃张搞新学进士，其中句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同年录，王闿运科场不胜，故此句。以牙科代留洋新学，足发一噱。
清廷自1905年至1911年，办了7次这类留学毕业生学历考试，共赏给进士出身164人。1911年夏季的那场考试，是最后一场。
丁文江参加了这场考试。宣统三年的九月庚午，也是阳历1911年的10月27日，榜发。57位留学人得了出身。丁“著赏给格致科进士”。格致科进士，就是物理学进士。当时管“物理”叫“格致”，还没物理那么个词儿。那时候武昌起义已在两周前爆发。这个朝廷实际上已经倒掉了。只不过清室优待条约是在1912年2月12日签订的，由隆裕太后宣布，次日宣统颁布退位诏书。照逻辑，那是清朝正式灭亡的日子。丁文江赶上了一趟进士末班车。上了这趟末班车的还有章鸿钊和李四光。章在日本学的地质，得了格致科进士。李是在日本学造船，“著赏给工科进士”。
丁文江就是在那次考试时，认识了章鸿钊。两个人谈的投机，许多所见皆同，相见恨晚。
得了格致科进士的丁文江，到上海南洋中学做了教员。他在那儿教中学生们化学和西洋史，还开了地质学选修课。第二年，北洋政府工商部的张轶欧，来函聘丁文江去做矿政司的佥事。张轶欧是矿政司的主事。于是，丁文江来到了北京。
这位张轶欧也是个留学人，学的是采矿冶金。他知道丁的才干，想拉丁办地质教育。二人一拍即合。他们呈请工商部，把地质科更名为“地质调查所”，这是学的欧美。另在它下面设一个教学机构，名为“地质研究所”，为招生授课。
张轶欧还说起来，最早主张先办地质教育的是章鸿钊。章曾在地质科任职，章那时呼吁：“先办一地质讲习所，以造就调查人员”。曾为之活动。但后来事情没有了结果。
丁文江是个很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他做事干练，筹划教学宗旨，教学规划，人员场地预算，政府所需的报批文件。他人在西方多年，是西式思维行事，计划实用，直接具体，目标明确：“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若干人”，然后从第四年开始，有了这些技士，立即开展有规模的国土地质调查。
现在还能查到丁文江对地质研究所的结构设想：
地质研究所设所长一人，西教员二人，中教员二人，皆平均以半年从事于调查，半年从事于教授。于所中附设图书馆，博物院，搜集关于地质图籍，标本，以为研究之资料。
我们看到，还早在行事之初，丁文江就已经把图书馆，博物院，图籍，标本等项作为一个重要的事项标准提出来了。可知丁文江对三件事：野外调查，图书资料，样品标本，非常重视。
地质研究所获批准成立，只有丁文江光杆一个人。他跑去找章鸿钊，一起办学。丁章都参与授课。那个时候，找不到学过地质能来教书的人。于是丁就去找在京的西人地质学家。德国人梭尔格，瑞典人安特生都被他拉来做教员。后来丁文江找来了比利时留学归来的翁文灏。1914年翁被聘为专职教员。翁很具能力，后来成了地质研究所的主事人。
那位洋人教师梭尔格博士（Dr. Friedrich
Solger），宣统元年就被清廷聘来，首次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学门”，结果只招到3个学生。他开班授课。两年后就剩了一个学生王烈。
梭尔格德人风格，只认教条原则，不容敷衍。国人说他其实是洋人“根本看不起咱们中国人”。独丁文江不忌，他拉梭尔格出野外，二人相处非常融洽。丁立刻看重梭尔格做事敬心，一丝不苟，具极强责任心。丁和梭尔格成了极好的朋友。
梭尔格在地质研究所教课时间不长，时逢德日开战，遂去报名投军。曾查到翰林编修，前清遗老恽毓鼎日记，记录了梭尔格投军后的下落，知道他后来到了东京，那日记写道：“梭尔格君在青岛助战，为日本俘去，现禁东京”。翁文灏评价梭尔格说：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之际，“德国梭尔格博士襄助最力”。
另一位洋人教师安特生博士（Dr. Johan Gunnar
Andersson），当过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受邀北洋政府来华，做矿政司顾问。在华期间，安特生做大量地质调查。发现华北烟筒山铁矿，发现中国史前彩陶文化。最具意义的是，他发现并定义中国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安特生对中国有感情，他自己记述道：“忘记了多少次为这块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赞叹喝彩”。
他在周口店龙骨山时，在当地发现有产自别处的石英碎片，敏锐意识到该地很可能有史前遗存。他于是奔走，到处化缘募捐，游说基金，找资助做发掘，使对该地的考古项目得以启动。结果，发现了北京猿人牙齿，由此引发周口店“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发掘。
安特生在中国11年，他的中国文物收藏非常丰富，而且珍贵，更因为多来自关键地点，于研究极具价值。先是为研究分析，安特生的藏品都送回了瑞典。在丁文江与安特生的共同促成下，瑞典王国和中国正式签约，两国决定“平分”安特生收藏。瑞典国会专门作决议，为安特生这些文物拨款，投资建立了“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的中国文物。后期，安特生致力于中国文物收藏的退还。他将其收藏分7次退还给了中国（退中国共1389件，瑞典存有400件）。但这些藏品退回到中国后，在中国全部丢失了。
这位安特生先生也确实点儿背，主要是他和一帮子在华的外国地质学家，其中有美国的巴博尔（G. Barbour），法国的德日进（T.
Chardin），瑞典的那林（E.Norin），对那位李四光先生宣布庐山有第四纪冰川有不同看法，跟李发生了争论。1950年以后，情况戏剧性急转，有冰川无冰川成了爱国不爱国的严重问题。争论被定性为一场帝国主义者围剿进攻爱国者的战斗。出钱让人去庐山看冰川的丁文江被李四光直指。丁文江的定性是“买办学者”，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帮凶。安特生本人则在1950年以后，定性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官媒写手大版文章，激情报告文学，指这帮人帝国主义派来做“地理占领”的先头部队，他们“实行奴役的措施”，用“文化侵略的方式正好做掩护经济侵略的外衣”。
要一直到了1985年以后，才不再说安特生帝国主义侵略了，说他到底还应该算是个学者吧。近年来评价更见趋高，行情看涨，政府公开讲话，热情尊他“仰韶文化之父”，尊他“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他也确实该当这个称号。普通国人开始慢慢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个瑞典老头儿，长期泡中国，帮中国做了不少事儿。国内更开大会隆重纪念，请了瑞典皇室来人，官员们争相歌颂安特生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与瑞典人民友谊做出的伟大贡献。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地质研究所对教员安排的一些趣味细节。从章鸿钊给工商部的呈文，我们看到了翁文灏的教学及待遇。1914年12月的呈文“请派理学博士翁文灏专充本所教员”中说：
翁文灏今春由职所聘充岩石学教员，秋后以虞教员去职，又兼地质通论。两学期以来热心教育，诸生翕然。…学问翔实，任事忠厚，堪充本所专任教员之职。…本学期内所任教课积时计薪，每月已得百九十二元，可否于派充专任教员后每月给予薪水二百元，微示优异。
1915年1月部批，同意对翁“微示优异”：
查地质研究所教授需人，兹派翁文灏为该所专任教员，并于课余兼任本部地质调查事宜，可支薪金二百元，仰即勤慎从公，毋负委任。
我惊讶的是北洋政府衙门的这些档案，能从民国初年完整保留到今天。起码可知，当时政府的各项文件，诸如呈文部令政事公函，甚至部员升迁待遇的文件，都能很有条理地做了收藏，这种规矩做法倒很像西方一些有效率的政府机构，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较为真切地看到当年。
地质研究所当时给学生的待遇是：不取学费。宿舍由所供给。膳费由学生自备。修学期间做地质调查，出外旅行，调查报告评语合格者，旅费由所给拨，优良者有奖励。不及格者，旅费须自理。这显然是丁文江的西人风格，规定和要求都带几分冷硬。当年招生告示中写的是：
本部试办地质调查所事宜，特设研究所，以造就地质人才。三年毕业，充任地质调查员。第一学期招生三十人，免收学费，食宿自理。
民国二年的六月，同时也是西元1913年的6月。丁文江正式登报招生。经过了考试淘汰，地质研究所招到了30名“正取生”。这是梭格尔4年前在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招生数目的10倍。
这30名“正取生”里，有6名来自上海南洋中学：叶良辅，李学清，徐渊摩，徐韦曼，卢祖荫和周赞衡。这大概是因为丁文江在南洋中学任教，学生受其感染，相约到北京来追寻老师。另外，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附中，相当于国防大学附中，考进来4名同学：朱庭祜，刘季辰，谢家荣和唐在勤。这大概也是学生们之间相邀，千里来北京考试。
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附中学生来应试，还有个原因，他们没地方去了。据朱庭祜老先生回忆：1913年夏，“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派郑汝诚率军占领上海南部的江南制造局，发生战斗，学校被毁，一时不能恢复，我面临再度失学的困境。这时，在报上看到北京工商部创设地质研究所的招生广告。”
但朱庭祜的考取颇费周折。到了考期，他因脚疾发作不能走路，没考成。过后，得知原来兵工学堂一起同校的刘季辰，谢家荣，唐在勤三人都被录取了，朱懊丧不已。他有个堂哥在北京工商部任事，朱庭祜就去信让他帮忙打听能不能补考。很快，“得他回信说，问过该所负责人丁文江，说学生尚未满额，可以来京补考。遂约已考进清华大学的叶企孙同学，随他父亲叶理闻老先生一同从上海乘船到天津，转火车到北京。由堂兄向丁文江说知后，我到该部矿政司补考。由于兵工学堂附中的外文，数学，理化，绘图等，都比普通中学为高，故经考试被录取了。”
谢家荣考取时，才15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在报上看到地质研究所招生，是招高中毕业生，他那时是初中毕业，但还是跑去报名。丁章破格准许他考，结果他考取了。是正取生。
根据地质研究所章程，除膳费由学生自备外，该所不收学费。修学旅行时旅费亦由所给发。学生在地质研究所读书期间半工半读，干抄写讲义等杂活，向一些报刊投稿挣稿费，以补贴生活费用不足。
学生们日子过得挺俭省。半个世纪后，老院士王竹泉站在什刹海后海，指给儿孙后辈看胡同临水的那一排平民小饭铺，说：“上学的时候，我每天中午从学校到这儿喝一碗豆腐脑，俩烧饼，吃了整整一年半！”
到了学习后期，他们几个情况稍好些了。查到洪宪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农商公报》，1916年2月10日《本部纪事》：
……
飭丁文江充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 （二月）十日
飭章鸿钊充地质调查局地质股股长兼编译股股长 十日
飭翁文灏充地质调查局矿产股股长兼地形股股长 十日
飭叶良辅、赵志新、王竹泉、刘季辰、谢家荣等充地质调查局学习员 十日
……
可能是成绩不错，尚在学校期间，就当上了地调局学习员，这样多少有收入，对支持学习有帮助。
从档案文件中，我们看到他们当年学习的课程，大致有这么些内容：
国文，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测量学，机械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动物学，地理学，地文学，地质通论，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光性矿物学，图画，照相术，德文。
到第三年还有目的地增加了专项学科，如采矿学，冶金学，特种冶金学。
谢家荣1922年有文章《地质学教学法》，列出来一堆地质学各门课程教学书及参考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地质教学书，都是外文原著。因为当时还没有译本及自编书，更兼地质术语都尚未规范。译本，自编书及名词规范这些工作，正有待于地质新人去完成。用外文原著的学习增加了难度，但亦使学生得到锻炼。
早期中国地质人均能自由与外界交流，得益于这类外语施教的训练。他们因而能够自由地认识世界，并且让世界认识到中国。中国地质界很长一段时间许多讨论，学术刊物也都是英语。中国地质事业自民初草创，就与外界一直密切交流与合作。
但是他们最重要的课程是野外实习调查。丁文江强调野外工作。
早先清廷和北洋政府都盘算过搞地质教育，也送人出去学矿业学地质。但地质的学问有其特点，与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教育极为不同。它要求出外去调查，要求野外的身体劳作，需要手脚并用，跋山涉水，所谓“舍玄理而重实功，胼手胝足勘矿苗，下矿井”。但中国旧式的读书人惯于安坐书斋，想着是熟读经典，可以学成为官。田野劳作不肖为，不可为，不欲为。是下等人才做的事。
在丁、翁、章之前，虽有前后清廷北洋数十出外学矿业地质人，但最后跟矿业地质沾了点儿边的就只有邝荣光，王庞佑等两三个人了，还一般是在做跟矿业沾边儿的官儿。1912年《中国矿业调查记》就埋怨说：“国家耗费巨资，派人出洋，原期学成归国挽救时局，不谓近二年来旧人学矿人员非投身政界希图显荣，即隐逸山林不闻时事，此其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
丁、翁、章有显然的不同，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新式地质人。他们要做亲身野外的地质调查人。身体劳作，山野跋涉，历险探险，是欧洲士人学人极力推崇之崇高事。欧洲皇室为力行者亲颁嘉赏，对平民的地理发见或探险成功，去拔擢骑士封号贵族。这和传统中国文化很不同，你想不来中国的皇上和朝廷，会想着要去给个什么徐霞客式儿的草根封爵位。丁、翁、章这类新人不同，他们和欧洲士人一致，把投身野外看成是地质学人要力行及推崇之高尚事。探险家徐霞客故事在现代为我们所熟知，也是因丁文江最先发现，钦佩推崇，极力宣传的结果。
中国士绅层知识层“其性不乐涉跋，不好劳动”，是当时外人对中国人普遍的负面看法。德国地质学大师李希霍芬（Dr.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想当然自负地说过，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搞地质。他说：
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喜劳动身体，所以它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
这个李希霍芬，一生游历世界各地，跋涉历险，做地理地质调查。从1869年至1872年，历时4年，在中国内旅行7次，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做了地理考察地质调查。当时就连中国人自己，恐怕都没有人能像这位泰西人，足迹遍及中国腹地的乡野。李希霍芬自己却是出身贵族。在欧洲，居家社会上流，音乐美酒，庭园鲜花。过教养尊贵的优游生活。但他安然沉入到旧中国贫穷脏乱的内陆乡野，栖身破烂的驿站马店，污秽的棚屋农舍，经年数月，野外荒蛮中生活。于考察行途中，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天天4点起床，6点出发，一直到晚上6点驻宿。晚饭后在烛光下，绘图写日记，整理采集来的矿石，一丝不苟，每天都工作很晚。自1875年起，他出版《中国》4卷，初步提出了中国北部的地层顺序。
在接触到这类科学先行者的游历调查笔记时，印象深刻。感受到这类人物精神上的毅力，文化上的教养，职业上的使命感，和责任上的担当意识。
而这个丁文江是个中国人的另类。在那个时代，他说一口流利英语，和洋人平等起坐，有很深西化教育的思维行止。丁在文明环境中，居止优逸，生活考究。吸雪茄烟，坐头等舱。但是，他把自己直接抛入到底层的荒野中，一去数月半年。在荒野生活中，他身心投入，认真细致每一件调查事物，一些儿不肯马虎。
丁厌恶奢侈，厌恶排场靡费，鄙视中国人那些追逐富贵的得意恶习。他是个西式的科学的现代人，在意的是生活上实际的舒适与健康。但他不惧野外苦工般的生活，甚至是带了激情和狂热，投入荒蛮地的调查历险，表现出勇于承担心中加给自己的责任。
曾见到有文章写老院士王曰伦故事。王说起他年轻时，随丁文江做野外调查。他受到很深教益，非常佩服和感激：
起初我以为丁先生这老头，曾当过官僚，平时又讲究享受，应该不能吃苦。哪知我想错了。他每天天未亮就起来，点灯穿衣吃饭，天亮后上路工作。背袋里装上一块饼，就算午饭的干粮。晚上下店，吃饭洗脚后，还要点灯将本日所作的图件整理后才睡。每天工作不停，并不考虑下雨和晴天。这样的苦工，我起初还不行，以后也就惯了。他亲自教我绘图，采化石并研究石头，平时也很爱谈天。他的常识丰富，中西学问都很好，颇有诲人不倦的态度。所以我很得到些益处，至今忘不了感激。
丁文江曾在上海当过3年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这即是当时上海工商行政的最高长官。那是个绝对肥缺。旧时人说“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更何况是总管着整个上海钱财的官儿。在当时那个官吏贪腐盛行的时代，据此甘肥之位，随便可以捞大把银子。但是丁分毫不取。以致卸任后，两手空空，面临经济拮据。甚至还有过有人为其所感，欲赞助给他生活费，被他拒绝的故事。
早先那个时候，有英人赫德（Robert
Hart）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这是全国的海关税务总办。海关总办何等油水，极是腴肥。清末时亦遍地贪腐。独这英人在任48年，一分不贪。他照律把关，海关年入3000万两雪花银，其整个机构清廉干净，外人华人职员，无贪贿情事。在中国为一完全不可能之事。历史上的那个时代，丁文江是个敢和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媲美廉洁的中国人。
胡适说：“丁文江是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也是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安特生也说丁文江：
他也许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因为他太沉迷于工作，对他的合作伙伴也太过于苛刻，批评毫不留情，眼里不容沙子。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是一个闪光的代表人物。
丁文江认定，要在中国培养科学地质新人，就得摒弃鄙视劳作，轻视实践的观念。丁文江的建议是，每星期必由教员率领学生分组实地工作一次。丁甚至关注到野外调查的细节：
“调查地质者必须短装步行，亲身携带铁锥（敲石头），指南针和倾斜仪（定方向，测倾斜），放大镜（看微小矿石）和小刀（定硬度）。一路用心观察，采取标本，并用走路速度或步数为距离标准，将一切考察所得记在图上。”要当天整理笔记。平面图和剖面图并为注重。要熟练使用平板测量制图的技术，要带望远镜看环境，带气压计测高度。
检点当时地质研究所对学生野外实习的要求，可知其规矩的严格：
每次实习即由该组之学生每人为一报告。
每次报告须由担任指导之教员鉴定，不合格者退还，以无成绩论。
每次采集标本须详注种名，地名及采集日月，依次整列。
每次实习，每组至少须有十万分一之地质图；
其有精详之地形图者，至少须有五万分一之地质图。
地质平面图之外，须有缩尺较大之竖面图。 每次测量须每组为五万分一之地形图。
铅画写真须加以说明，次第整理。
以上报告各项，限于一月内告竣。
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安特生这些人亲自带队，躬身力行，分组外出。师生们考察地形地理，调查地质地层。实践测量测绘技术，实习矿产矿区的调查及分析。丁文江经验丰富。他对野外调查的建议：
调查时，最好用平面测图板自测五万分之一路线图，再测量经纬度，加以改正。...调查地质应注意之点有二。第一遇有完整地层平面，不妨多留时日，精细测验，并采集化石。第二地质调查必须步行，切不可坐轿及骑驴马。简便测距离之法，即数个人所行之步数以定之。
从1915年8月至1916年4月，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共有8次分组及一次集体野外调查，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北京附近一般去3-4天，远处要10天以上。最长一次在外为34天。
谢家荣在学习期间有一份报告：《北京房山一带地质调查报告书》，记载了当年的一个调查过程。其记述行文，娓娓可读，竟是饶有兴味：
民国4年4月初三日早九时许，余等同学七人及所长章先生，共乘京汉路支线至周口店，与翁教员会于北庙。午餐后登山调查周口店以东一带地质，则有冀州石层，浑河层，并见花岗岩焉。明晨八时许，复向西之山，所见一如昨日。
初五晨乃往北行，穿花岗岩而观其与浑河层之接触处。顺道并瞻仰金国陵寝焉。
初六日，余等乃分道行往易州安子，长沟峪，南窖等处。余与陈树屏，李捷二君往长沟峪，赁村口老庙为宿所。下午登北向之山，观浑河层与清水层之接触处。明日循旧道行北欲穷清水层，顾山高路崎，天又将昏，遂折归，所见地层乃不及半焉。
初八日早发，向东北行。此行目的在观清水层与花岗岩之接触处，惟路行太远（至上店村），按图索之，似已至冀州石层，故所得结果遂大谬。是日行路最多，来回约七十余里。
初九日上午，在长沟峪附近采集水晶，晶形完满者殊鲜然，亦灿然可玩。
初十晨，结束行李往万佛堂，一时许始至，未几往南窖，安子者亦相继来。明日候翁教员未来，午餐后登山至王禅洞，所经皆冀州石层。
十二日早起，天阴风劲，相迟不敢发，至十时始登山，往东南行，过冀州石层，浑河层而至清水层，于时风刮殊厉烈，山巅尤摇，不能立，遂中道折归。
十三日早晨乃雇骡肩行李，徒步至坨里，乘十一时三十分车至长辛店换车，登一时五十分车至北京。
这些高强度实地训练，使学生毕业后可以独立进行有成绩的地质调查。但是刻意安排这种野外训练更具价值的意义在精神方面，在当年这个小团体内部，竖立起一种心志，崇尚得意于跋涉山水的心志。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科学的教养：尊崇野外劳作和调查，倾注认真与责任于野外劳作与调查。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举办结业典礼，农商部次长以下官员全部到场祝贺。
结业典礼的同时，地质调查所布置了样品陈列馆，举办“学生成绩展览”，展出了师生们这三年来采集的899件岩矿标本，配以图说及野外调查照片。这是地调所样品陈列馆展览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随着地质人调查的足迹，陈列馆不断添加新的样品。由这个陈列馆，发展成了今天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守着历史，它把1916年7月14日这一天定为建馆日。
章鸿钊，翁文灏综括了69份师生的调查报告，主编成《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纪》。这是中国第一批地质学家完成的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专著。
从文献中我们看到，结业的学生每人都交出了两份学习期间的正式调查报告，一篇中文，一篇英文（有两个人只交了一份中文报告）。再每人另交一篇中文的结业调查报告。
只有叶良辅和谢家荣与其他人不同，两个人都交了两篇结业报告。除规定的一篇中文报告外，另外还交了一篇英文报告。谢家荣上交的两篇结业报告是：中文的《直隶龙关县地质》和英文的《龙关县岩石》。他在学习期间的两篇调查报告是：中文的《江西德化县西境地质》和英文的《直隶滦县赵各庄煤矿》。
早在1913年10月地质研究所开学不久，就有人陆续提出退出，或因成绩被开除。3年学习结束时，30人只剩了22人。在这22名学生中，只有18人获得了结业证书。
在农商部公报中，看到这18人当时都被留在了农商部的地质调查所。他们被评为3组：调查员，学习调查员和学员。其中，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刘季辰，赵志新5人派为调查员，周赞衡，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7人派为学习调查员，另6人安排继续学习。
除第1组5个人名次排列各文件有不一致外，其余2组人名排序皆相同。可以猜想，这个排序是按了成绩分的。我们看到，第1组叶良辅始终是第一名。可知他的成绩是最好的。谢家荣也属第1组，但各处排名次序不同。很可能是他几个不同门类中成绩排名有不同。
翁文灏在毕业典礼上起立报告。他特别提到：
至本所功课，大概第一学年注重普通方面，第二学年注重根本方面，第三学年则注重应用方面，亦可谓应有尽有矣。其尤为本所最注重者，即实地练习是也。计前后实习共数十次，所至之处，近者如畿辅一带，方数百里之间，无所不至。远者如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亦均略涉其藩。故于我国南北地质概略，该产生等均已研究及之，大可为将来调查之助。
本所学生初招三十人，其后因事、因病而去者九人，今共有毕业生二十一人，得卒业证书者十八人，修业证书者三人。该班学生毕业之后，方可讲到“调查地质”四字，亦即地质调查局之所由成立也。
外人对这三年教学给了许多很高的评价。安特生说：“此次卒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来宾中，农商部技师瑞典人新常富博士（Dr.
E. Nystrom）也登台演说，称此事为：“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
新常富后任山西大学堂教习，教授地质。他在华期间进行过许多地质调查。
地质研究所的学生们，用行动回答了李希霍芬，表明中国人可以搞地质调查。
丁文江对此念念不忘，在结业会上，他特别谈到了李希霍芬对中国人的那个著名的负面评价，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安特生也有感触，他说：
一般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本人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经验，敢在这儿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完全不用轿子，他们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
李希霍芬的学生，在罗布泊发现楼兰的斯文赫定（Dr. Sven
Hedin）说：“他（李希霍芬）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但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了。”
在地质研究所的结业典礼上，丁文江告戒他的学生说：
第一，不可染留学生习气。大凡欧美之生活，程度甚高，其国家之财政又富，故其办事之经费与办事员之薪水，大致极丰。留学生在外多年，习为故常，养成一种与吾国国情不合之生活程度，是以回国后，往往以为薪水不多，不能生活，经费不充，不能办事。
为此他说：
诸君当观吾国下层社会，每日所得几何，自问比此种人又能高几等？国家全体财政，每年收入何若？吾辈所做事应占全体几分？则对于个人薪水，对于办事经费，自然能随处而安，无怨天尤人之心理矣。
然后他特别说到品德，不可污于浊流：
第二，不可染官僚之习气。夫做官者，不患不聪明，而患不忠实，不安分。夫饮食男女，何尝不是人生之大欲。但做官者，往往以为饮食男女之外，他无欲望之可言，且只知饮食男女之乐，而不肯拿出良心做一番事业，以为享受饮食男女之代价，此其弊也。故诸君当以勤俭自励，不可有侥幸心，不可以肉体欲望为人生唯一之目的。
丁最后说：
故如诸君能尽出其所学，实心做去，使吾国对于此种学问，此种事业，有一班真有能力之人，则国家之兴，未始不可以此为嚆矢。
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部分学生毕业照。从左至右：卢祖荫，叶良辅，徐渊摩，周赞衡，徐韦曼，朱庭祜，刘季辰，李学清，谢家荣，赵志新，1915年摄于北京红楼（王竹泉，谭锡畴，李捷等未在照片中）
18人之一的叶良辅先生，后来在《老师作育的成功》一文中写道：“领导我们的老师是章，丁，翁先生，他们极少用言辞来训导，但凭以身作则来潜迁默化。”
叶良辅写道：
就学术成绩而言，这班人是调查本国地质矿产的先锋队。带了极简单的设备，遍地满山跑。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再讲到为人之道。这些人自有特征：奉公守法，忠于职守，虚心容忍，与人无争，无嗜好，不贪污，重事业，轻权利......颇富于雍雍和睦与实事求是的风气......其后我们分散到其他机关，这些习尚，也带了过去。
叶氏后来在地质，岩石，地文地貌，地理等科极有建树，公认为中国地理地貌科门开山宗师。他在1936年所做的浙江矿区调查，50年代仍为浙江队的调查指南。1936年估测计算的储量与今日勘探得到结果几无差异，“精确性令今人敬佩”。1925年他提出的三峡成因：先于河流劫夺，后系复幼深切；提出的鄂西地文3期，“经60余年之考验，不仅地貌上可靠，而且更得到地球物理性质上的证实”。
叶氏执教北大，中山大，后长期主持浙大地理系。严钦尚，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钟瑞，陈述彭，陈吉余，李治孝，孙鼐，刘之远，赵松乔，毛汉礼，杨利普，谢觉民（匹兹堡大学），张镜湖（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等一班中国著名地貌人物均出自叶门。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结业的这18人，在中国地质事业上多有成绩。有些人成为地质某学门开山人物或领军人物。其中多人亦兼职地质教育，桃李天下。门下弟子亦多为学门主力人物。
丁、翁、章1913年创办的这个地质研究所，以及从那里走出来的一群地质人，是中国近代地质史上的一个现象。胡适先生对地质研究所有高评价，他写道：“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
丁、翁、章实现了目标，“三年内造就技士若干人”， 中国开始有规模地做野外地质调查。地调所亦开始将毕业生送出留学，加强深造。
1916年学生毕业，1917年地调所送谢家荣留美。谢1918年转威斯康星，1921年初硕士归国。1920年送叶良辅留美。叶1922年硕士归国。1920年送李学清留美。李1922年硕士归国。1920年送朱庭祜留美。朱1922年硕士，1923年归国。1925年送谭锡畴留美。谭1927年硕士归国。1929年送王竹泉留美。王1931年硕士归国。还曾送刘季辰、徐韦曼留美。后刘季辰家有困难，一年后中途回家。徐韦曼留学两年，但未获学位。
可以看到地调所留洋学人一个共同特点，出外只两三年，硕士拿到即归国。归国后仍回本所效力。朱庭祜做完硕士又呆了一年，但后来接翁文灏函电，说地调所经费困难，不能支持继续学习，而且国内工作需要人。朱有斗争，他已取得一些助学金，又可暑期打工，留下可以完成博士学位，也可留美工作。他说他还是想到国家落后，需要地质人才，他学许多知识，应该回去。1923年秋，他回国来了。
我对国外留学，有经历和感受。除要求成绩优等之外，最主要的问题是经费。资助决定了能够把学位支持做到哪一步。曾见朱庭祜说他1920年留美，定的标准是每月90美元，包括了学费和吃住所有开销。地调所出60美元，国内某铁矿公司出30美元。朱也是去威大。他到威大报到，学校见他的地质研究所毕业证书，说没收到过这儿来的学生。朱就举谢家荣为例。学校说他们查了档案再说，让回家去等。结果第二天说他可以入学了。
我没有查到，1917年至1930年以前这段时间，地调所送谢家荣等人留学用什么款项。但我们知道，那时还没有庚款退赔给留学地质人。经费应该是朱庭祜方式，地调所经费加捐筹款。谢出去的早，标准应该低于或者等于90美金。款项应该紧张，得来不易。感觉所提供的钱是以支持两年硕士为度。时间上似乎要求得更紧，国内调查缺人，冀希望学有所成回国效力。
那个年代，地调所的钱总是缺。老院士王恒升曾谈起他刚大学毕业，到了地调所。他回忆当年的那一幕，为了获得赞助，翁文灏带了他去厂矿“化缘”。矿主正陪来客躺卧榻上抽大烟。王恒升拿着化缘簿子，站外面一旁恭候，翁文灏惜时如金，满地“走绺儿”。两人就一直等，直到施主的大烟抽足抽好，有了精神，翁开始赶紧上前，跟人家诚恳接谈。这画面。为科学事业能有发展，这些知识学人如此难堪的窘态，让人叹息。
等到了1930年以后的留学人，是黄汲清李春昱那一辈人了。那时送人留洋，经费情况有了宽裕。尤其后来创立了中基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后面有庚款退赔的强大美金支持，指明用作赞助留学。凭借中基会的庚款资助，可以较为从容，得以把学位做下来。黄汲清先生1932年留洋就是拿的中基会的资助。
出外留洋求学，使得这些中国的年轻人获得学识和技术，更开阔思路和眼界。他们在外看到到国外地质学术机构，学会组织的设置情况，看到其活动有力地支持了研究和调查。通过学会组织，直接和各国学会交流学术，交换刊物，进行学术研讨。
1921年9月份，当谢家荣独自做西北调查，人还在祁连焉支，金羌河，大坂山一带跋涉的时候，北京《科学》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记美国之国立地质调查局”，向国内介绍美国地质调查机构的设置情况。
到了这年的11月初，谢家荣结束西北调查，回到了北京。读到袁复礼老先生的回忆，说是那年12月里，谢家荣来找袁复礼，两人谈论应该发起成立中国的地质学会。
这两个人一起去找的翁文灏。翁文灏丁文江立刻赞成。谢家荣和袁复礼两人先共同草拟了一个学会章程，用的英文。后来拿去交给了葛利普，葛利普就做了些修改。最后由翁文灏定的稿。这中国地质学会的第一份章程宣读的是英文文件，共17条。后来由翁文灏做了中文译文。
那个有特色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徽
地质学会的那个有特色的会徽是后来才补的。史家考证，系由章鸿钊，谢家荣，杨钟健，葛利普共同设计，请了张海若来作画书篆。
会徽形似圆篆字章，上有五篆字：“土石山水中”。“中”字喻中国和中国地质学会，“土石”二字为地之质，“山水”代表山的活动，水的活动，如造山运动，火山活动，海浸海侵水力作用。“土石山水”四字也代表中国四大地史期，“石”为元古宙地层，“水”为古生代海相沉积，“山”为中生代造山运动，“土”为新生代主要沉积。“中”字居中，左“山”右“水”，上“土”下“石”。这位置安排寓意了中国的地形，东水西山，南石北土。各方向的三字连读，山中水，水中山，土中石，石中土，展示了地质的各种主要成因和现象。很具意味。这会徽在1937年第13届年会上通过。
这位画会徽的张海若，为光绪朝进士，点的甲辰翰林。民初挂个国务参事虚职。张书画篆刻精绝，与陈云诰，郭则沄，陈师曾，齐白石，溥心畬，寿石工，傅增湘，周肇祥，俞陛云，溥忻，徐鼐霖一班金石书画名流遗老往来。当时在京城名气很大。书法界称其书为八分书法。他是吴镜侬的舅舅，而吴镜侬是谢家荣的太太。张海若来为中国地质学会作篆会徽，应该是谢家荣叫吴镜侬拉来的。
1922年2月3日，在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当时一共有26名创始会员，其中外籍会员3人。费了些力气，终于找全了这26名创始会员的名单，我们看到人员构成，主要来自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具体为
农商部地调所22人：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安特生（瑞典），王宠佑，谢家荣，李学清，叶良辅，赵汝钧，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卢祖荫，谭锡畴，王竹泉，仝步瀛，袁复礼，董常，朱焕文，钱声骏，孙云铸，王绍文。
北大地质系教师3人：葛利普（美国），李四光，王烈。
1人来自燕京女子学校：麦纳尔（女，美国）。
农商部地调所的22人中，地质研究所背景的有16人之多，教师4人：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安特生。在北大地质学任教的王烈早先也是地质研究所的教师。学生11人：叶良辅，谢家荣，李学清，赵汝钧，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卢祖荫，谭锡畴，王竹泉，仝步瀛。
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1933年中国21位地质人摄于葛利普寓所，北京西城豆芽菜胡同15号
前排左起：章鸿钊，丁文江，葛利普，翁文灏，德日进
中排左起：杨钟健，周赞衡，谢家荣，许光熙，孙云铸，谭锡畴，王鹤文，尹赞勋，袁复礼
后排左起：何作霖，王恒升，王竹泉，王曰伦，朱焕文，计荣森，孙建初
中排左起：杨钟健，周赞衡，谢家荣，许光熙，孙云铸，谭锡畴，王鹤文，尹赞勋，袁复礼
后排左起：何作霖，王恒升，王竹泉，王曰伦，朱焕文，计荣森，孙建初
“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这张1933年的照片，是杨钟健先生保存下来的。这是20年代30年代中国地调所的那一群人。在他们手上，开启了中国地质学的大部学科。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葛利普为首的这群地质人，目之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是半个世纪里学界及社会的共识。而这些人物，50年代后少人知晓。这张泛黄的照片，在80年代重现江湖。曾看到许多引用，却特意把照片的标题文字截去。中国地质学草创初期，那段劈荆开拓的岁月，已化成一片散去的云烟。
老院士贾兰坡先生曾手执此照，给采访者解释说：“参加合影的有二十一人，几乎是当时地质界在北京的全体人员。他们是地质学的奠基人，为地质学打下来良好基础。每当谈到中国地质学史，不言而喻会想到他们。...他们都是当时地质界的头面人物，介绍他们已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在中国地质学会26位创始会员中，有一位最为闪光的人物，就是葛利普博士（Dr. Amadeus William
Grabau）。中国不该忘记他的名字。葛利普1900年哈佛博士，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地质教授。这是位德裔的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他一生撰写过300种学术著作，涉及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层学、地史学、古地理学、地貌学、生态学、矿物学、沉积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石油地质学。葛氏特别对腕足类、珊瑚和软体动物化石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古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
还早在创办地调所时，丁文江就深感中国地质研究缺乏一位熟知地层古生物学的导师级人物。他一直留心物色。1920年丁成功游说葛利普来华，同时向北大校长蔡元培举荐。葛利普后出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同时兼地调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
葛利普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给了中国地质事业。他是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著有8部《中国古生物志》专著，内容述及中国珊瑚、腕足类、瓣鳃类、腹足类等各门类化石。中国地层震旦系定义，最后订正是葛利普氏。他纠正了之前李希霍芬氏（于1870年）和威理士（Dr.
Baileg Willis，于1903年）氏的定义。周口店“北京人”的命名，也源于葛利普氏。
葛利普北大地质系执教多年，培养了许多人才。中国早期的地层古生物学者大都出自葛氏门下。在北大受教于葛利普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科院地质门院士的就有22人：杨钟健、田奇隽、侯德封、乐森璕、俞建章、王恒升、许杰、何作霖、斯行健、裴文中、黃汲清、李春昱、高振西、赵金科、张文佑、孙殿卿、郭文魁、卢衍豪、叶连俊、岳希新、王鸿祯。其中古生物学家11人。孙云铸先生那时年轻，在北大做助教，一直跟随着葛利普。另外著名地质学家如赵亚曾、丁道衡、阮维周也是葛氏学生。
贾兰坡先生说：“葛利普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热爱事业，热爱中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更多的人才，把中国都古生物学科建立和发展起来。”贾老说，他那时碰见了一群可敬的中外学者：加拿大人步达生、德国犹太人魏敦瑞、英国人巴尔博、法国人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都给他指点并与他合作。他特别说到葛利普，教他很多知识，说：“大概他教书有瘾，每个星期六还为我们讲古生物学。学生只有三个人，裴文中、我，还有一位王庆昌先生。我所知道的一点点古无脊椎动物的知识，还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贾兰坡先生自己，是一位令人可敬可佩的前辈学者。是他发现的那三个周口店北京人头骨。他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但他好学，勤奋，认真于事，贾老那时从周口店考古队的练习生做起，最终修炼成能熟练英文考古专业文章，熟识各种古动物骨骼化石的大学者。成了著名的中科院院士。
葛利普患脚疾，脚掌出疮，每日消毒水清洗，出外须轮椅双拐。他对中国感情很深。“七七”事变爆发，葛利普因脚疾不能南下。他与学生杨钟健告别，说：“告诉南边的朋友，我为中国的前进祝福。”言罢，不能自己，竟至“老泪纵横，呜咽不能成声”。
贾兰坡说：葛利普说过，“他要给他的同学、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如果美国再不出兵打日本，他就和罗斯福绝交。”日寇进城后，葛利普柱了双拐，独立地调所门前，高举美国国旗，挡住日兵，不允进入。日据时期，他拒不供职，居北平西城豆芽菜胡同15号寓所著书。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他逮捕，关了4年之久，出来时他已逾70高龄。是一直到45年抗战胜利，人才被放出。经多方磨难，他身体已甚虚弱，早已不能行走。遂于第二年3月20日，逝于丰盛胡同3号，地调所矿产陈列馆的西厢房内。
遵其生前愿望，北大及中国地质人将葛利普葬于沙滩旧北大地质馆前院，那里是葛利普生前讲学多年的地方，并为之建有巨龟大理石碑。其碑文革遭毁。1982年葛利普墓被迁葬到北大海淀校园内，勺园之北，未名湖西端。
26位创始人中唯一一位女性，美国的那位麦纳尔博士（Luella
Miner），中文名麦美德，也是位传奇人物。她年轻时投身印第安人的教育，黑人的教育。1887年她报名，由公理会选派来华，出任过北京贝满女校校长，协和女子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女部主任。后半生献身中国女子的高等教育。
贝满女校早年为公理会教士贝满（E. G.
Bridgman）所办女塾，收留穷人家女童和街头乞讨女童。在麦纳尔出任贝满女校校长时，她增开了大学课程。1904年学生毕业时已学习一年的大学课程，这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后她在美国募捐，将得款购得东侧前清贵戚“佟府”十余亩园地，遂将协和女子书院迁入，更名协和女子大学。1920年，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至今燕园北部，有南北二阁，中文名为“甘德阁”与“麦风阁”，造型优雅美丽。少有人知道，它们的英文名实为“Miner
Hall”，是纪念麦纳尔的。
麦纳尔使用典雅的古汉语，写了《地质学》一书，两卷本236页，1910年出版，给大中学校做教科书，内附有中国地质景观，地层剖面和化石素描图等28幅。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的介绍文章，一般不提这个名字。麦纳尔早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她所执教的通州潞和书院被夷为平地，贝满女塾的中国学生有三分之一被义和团杀害。为纪念罹难者，1903年她出版了《中国殉教者传》。她的名字及事迹遂不予提及，故鲜为人知。
燕园内南北二阁，优雅美丽的Miner Hall
中国地质学会这26位创始人中，地调所中的钱声骏，孙云铸和王绍文三人，是1920年毕业自北大地质系的学生。1920年北大地质系共有8名毕业生，是北大第一次有地质系毕业生。被称为北大地质系著名的“民国九年第一批”。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朱庭祜还在美国。他也是在美国看到美国地质学会活动，就写信给丁文江，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组织，丁文江有复信，说：“你的意见很好。”1922年学会成立时，朱经济困难，交不起会费。他交了一篇论文，充作会费，遂得到创始会员资格。
早期的这些中国地质人与国际同行有融洽交流。读到1923年谢家荣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他当时任地质学会秘书，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后3个月，学会成员登记注册已达77人。其中外籍成员29人：美国10人，瑞典5人，俄国3人，法国3人，英国3人，日本2人，比利时1人，捷克1人，奥地利1人。”外籍人士占了小一半。早期中国地质学会更像是一个国际学会。这个学会在国际地质界有很高知名度，他们与外界学术的交流积极活跃。20年代30年代科学落后的中国，生出来一个很先进的地质学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早期中国地质学会办的会刊会志也是外文。是后来才有中文期刊。1936年1月27日，学会理事会通过了谢家荣提议，开始办中文刊物《地质论评》，谢家荣任编辑主任。发刊词中谢家荣写道：“中国地质学会于创办之初，即发行会志，刊载会员平时调查研究之所得，及每届年会与常会宣读之论文，因所载多为专门著作，为便于国际流传外，率多用英、德、法三国文字发表，此实为不得已之办法，非故为标新立异也。”又说：“夫一国学术之发表，岂得尽恃外国文字，此事乃事理之至明者。”
后来过了许多年，中国地质学会有了会歌。尹赞勋，杨钟健两人合写的歌词，找了黎锦晖作的曲。1940年，理事会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会歌歌词，1941年3月在重庆第17届年会上试唱。歌词半文言，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老一辈地质人的精神：
大哉我中华!
大哉我中华!
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
泰山五台国基固，震旦水陆已萌芽，
古生一代沧桑久，矿岩化石富如沙。
降及中生代，构造更增加，
生物留迹广，湖泊相屡差。
地文远溯第三纪，猿人又放文明花。
探锤起处发现到，共同研讨乐无涯。
大哉我中华!
大哉我中华!
05.2015.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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