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
我在SiegmundsHof学生宿舍搬过两次家，最早住HausB，后来搬到HausO去了。
HausO是双人大房。得到它不容易。那时姚建已经到了德国。HausB的单人房间小，我们需要间双人房。SigmundsHof的规矩是，HausO的空房间，要抽签决定。这事儿由宿舍学生自治会管。那个学期末，有人搬走，HausO有了几间空房，我们去抽签。晚上在管理处的房间里，看见来参加抽签的人很多。觉得没戏。不料，抽签前学生会的人先行询问：这里有没有合法夫妻。我说我们是，并有文件。结果就这么一对夫妻，其他人都是野鸳鸯。学生会的人是个德国小伙儿，亚麻头发。高高大大。宣布说：现共有三套空房。一套给这对中国夫妻。剩下的两套进行抽签。
纳赛尔是我那时在HausO的邻居。他是巴基斯坦人。一米九的大个子，下巴至脖子一片黢青。我想如果他不刮胡子，那会是一大把絡腮胡。他敞开衬衫，见到厚厚的胸毛，熊一样。再配上他酱色的皮肤，凸凹的肌肉块。是雄性伟男的形象，是公头羊的形象。因而他有众多漂亮的女朋友环绕。德国girl外国girl都有。有时两女共寝，相聚甚安相拥甚欢，无隙。
我就没见这巴基斯坦人怎么做饭。弄不懂他吃什么。终于有一天看他在厨房，他说他要做饭了。我那天有空。就旁边拉了把椅子，坐下来看。是好奇。
老巴拉开冰箱门，开始在里面找。最后从冰箱里拿出一小坨儿牛肉，筐子里找了三根胡萝卜两颗土豆一头洋葱。他把几样东西切块儿，扔到个大平锅里。又把牛油切了一大块儿，放那锅里。尔后拿出来一堆调料袋儿，对了锅一通乱撒。我知道那袋儿里不外是辣椒胡椒豆蔻咖喱之类。这时见他拿出一大把香蕉，也不剥皮，在案板上连皮切厚片儿。厚片儿切了一大堆，也丢到了锅里。最后，往锅里倒进一堆生大米。把我看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他到这时，才打开电炉。平锅搁到电炉盘上，拿了个木铲，开始在锅里搅和。
眼见那锅渐渐热了起来，眼见锅里渐渐开始搅成一锅糊涂。眼见香蕉肉渐渐化成稠糊的酱，脱离了香蕉皮。香蕉皮成一个个小圈儿状，搅在里头。最后，老巴说：好了。就把锅里的盛到个大平盘上，那是五颜六色的一大团稠糊子，堆得高高，冒着热气，极烫。
老巴的几个乡党每人拿个盘子，早已在一旁等候着。这时都拉开椅子，围桌坐下，纷纷向大平盘伸出手来。手臂上绒绒的黑毛匝密，像动物的筋爪。每个人从盘里抓出来热热的一团。把那个团儿在五个指头间反复颠弄，最后颠成个球状，很圆。然后，五指并拢，托了那球，往嘴里送。同时伸了头向前，把那球儿迎送入口。而后鼓嘴大嚼，脸上露出满意。
我看着他们用手，灵巧的颠出团子。想着这还真得有点儿技术。我知道他们只准用右手。不可以用左手。这规矩谁破坏了会惹麻烦。
纳赛尔热情地邀我，说：“来呀，谢！坐下来一块儿吃吧！”我赶紧谢他，有礼貌地婉拒。我很馋好吃东西。但是对陌生的稀奇古怪的吃食，不勇敢，缺失冒险精神。
西班牙番茄汤
我和托马斯一起去吃饭。那是街边一个西班牙小馆子。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进去，里面没人。只在吧台边的角落里，坐个老头儿，看报纸。面前是吃剩的盘子。一片面包，半块黄油。
托马斯坐下来，要了份番茄汤。“西班牙的番茄汤很好吃，”他说：“汤是带面包的。就够了。”我学了他的样儿，对跑堂说：“我也要份番茄汤。”跑堂黑头发锃亮，唐璜似的像个花花公子，笑嘻嘻地走了。
一阵儿跑堂来了。桌上放一个小篮儿，里面是切的白面包片。摆上小碟的黄油。一人面前放了一盘汤。盘子不是平盘，宽边，中间凹下去，盛着那汤，鲜艳的红颜色，稠稠的。汤上面弯弯曲曲，细细一缕黄色的稀奶酪。
我学着托马斯，往汤里洒胡椒。我们转磨瓶，黑胡椒在汤面上洒了厚厚一层。我拿了个勺子，吃了一口汤。天！酸的要命。非常的烫。里面不见番茄，我觉得是用的很浓的番茄酱熬的。没有别的味道，就是个酸。那不是我们意识里的汤，它是糊子，跟老北京的老面茶一样稠。我抬头去看托马斯。
托马斯用个勺，把稀奶酪搅一搅。放下勺子，他伸手去拿面包。见他掰块面包，用面包刮一团盘里的糊子，丢到嘴里。闭了嘴，大嚼。脸上笑容灿烂。
后来知道了。西班牙人吃饭，不用刀叉，也不用手抓。撕块面包，当餐具。手拿面包块儿，很灵巧，把菜肉汤汁什么的，连沾带抹地刮上来，连汤菜带餐具那么咬上一口。最后餐具和菜和汤同时一起吃光，两手却干干净净，相当技巧。
能用面包吃汤，是用面包把汤抹上来吃。第一汤比较浓。第二，西方人说吃汤，不说喝汤。汤是不能像茶咖啡什么的用嘴贴了碗沿或杯子沿去喝的。只能用勺舀了吃。西方人搞不懂，中国人是怎么用筷子吃汤的。他们不懂我们可以嘴贴了碗边儿“喝”汤。同样，我们可以嘴贴了碗边儿，把饭扒进嘴里。看洋人用筷子，几粒米几粒米地夹饭吃。真是艰难。
这番茄汤，就着面包块，慢慢吃下去，渐渐觉出好吃起来。关键是它非常烫。又酸，又烫，又稠，吃到肚子里就很舒服。临到吃完，竟浅浅的有了瘾头。有话道是：佳人最忆初逢时。佳味也如是。这首次的相逢，生出了对西班牙番茄汤酸浓的爱意。一盘浓汤，两片面包，一顿也就够了。挺便宜。是典型的学生餐。托马斯告诉我：“这番茄汤在工大食堂的快餐那儿也有卖。味道还可以。”
后来我在工大学生食堂，找到了卖那个番茄汤的地方。我也不用勺，用面包抹了吃。用最后一块面包把汤盘刮得干净。好吃！我向国内刚来的同学热情推荐，说：“西班牙的番茄汤很好吃。带两片面包。就够了。”
地铁
这是柏林的2号地铁线，它路过Ernst-Reuter广场。那是柏林工大总部。在工大的时候，有一阵，我每天坐2号线，去学校上课。
车厢里人不算多。一个穿夹克的汉子，不高，有点儿壮。很不起眼，混了跟着其他乘客上了车。上车后，就在门口站着。车开过去两站，那汉子忽然宣布说：“Fahrausweiskontrolle(车票检查)。”声音不算太高。同时手里举起一个小牌子，那是证件。大家都抬头看他。我去看另几个车门口，也各有着不同衣服的便衣男女，把着门，做着同样的宣布和动作。
这是遇到地铁查票。
柏林地铁跟巴黎跟北京不一样。巴黎北京用带磁条的票，过票口去刷，靠个小栅栏门控制出入。柏林要求乘客自己去售票机买票，然后去打卡机打上乘车的时间地点，规矩是凭此才可以合法上车。但是站台根本没栅栏，也没关口闸口。地铁站都大大咧咧，一个工作人员也看不见。完全敞着，任人上下。没人管，谁爱干嘛干嘛。八百年或许我们能碰上像今天这样一回查票的。跟碰上地震碰上火山似的稀罕。我高兴极了。甚至可以说叫开心。感觉今天这车票用得真值！还竟然掏出来给人看了一回。
大家都举起车票。查票的拿过来仔细看，他要核对打卡，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谢谢”。那汉子转了一圈，很快就查完了。看来大家都有票。他仍站在门口，很平静。车到了一站。他平静地下去了。他那一伙人也都平静地下去了。
那人临下去时，不经意似地，朝一个角落挥一下手，示意那个坐着的人跟他下去。大家看看，那是个年轻人，面无表情。低了头，跟着下去了。大家都知道，那是个没票的。说明他们查着了一个。这查着的，就在站台上处理。很简单：罚款40马克。交了钱，然后给开张单子，互相说声再见，走人。不找单位找领导找家长。整个过程，没有要张扬的意识。公事公办，很低调。
很早时候，曾碰到过一次查票。和我同行的同学，慌张起来。他跟查票人解释说他不是逃票，他有月票。今天他换了件衫子，票给忘在家里了。查票人要他下车。我陪了下去。查票人记了一下他的情况，说：下次记得。放行走了。
但是，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罚款，涨到40欧，又经过60欧，变到80欧了。学生忘记带月票，也不放过了，罚7欧。是有人经历过，告诉我的这事儿。但是地铁还和从前一样，没闸口，不检票，自己打票机上打时戳。敞开上下，没人管。
Ernst-Reuter-Haus大楼管理员
Ernst-Reuter-Haus大楼老式儿，盖得凿实，四平八稳，老气横秋。系里BILUS项目组奇怪，不呆在工大信息系主楼，跑到这座大楼来，在它侧翼二层西边占了几间屋子。装的一堆SUN工作站。这楼里特别杂。感觉是座社会上的楼。里面好像还有其它柏林工大的单位。然后就是外边儿的。好多机构组织，有政府衙门，有公司。彼此互不来往。
楼的后面是个大院子，长形，草坪，砖道。沿着楼，砖地上画有停车位。停着汽车。我那时在BILUS组做事。Ernst-Reuter-Haus大楼在6月17日大街上，离SigmundsHof学生宿舍很近。我平时不开车。但我手头有辆旧车，很破。
有天下小雨，我把车开来了。停在楼后院子里的停车位上。到晚上我去拿车。发现大灯开着，光已经微弱。我想起来，是下雨天暗，开了车大灯，停车离开时忘关灯了。我心说不妙。赶紧去打火，拧了钥匙，车没一点儿反应。蓄电池电跑光，车打不着了。
我没办法，跑回办公室给高晓阳打电话。他说正跟他教授有点儿事，他得晚点过来。天全黑了，他才过来。这时姚建也来了。高开着他的车进了大楼后院。停在我车旁边。我们打开发动机盖，拿了电缆，准备用高车上的电瓶把我的车打着。
我们拿了个大手电照着，正在弄。忽听一声大叫，很歇斯底里：“Scheiße！是谁叫你们在这儿开修车铺的？”Scheiße这词儿很著名，相当于英语“Shit”。它用途宽泛，根据上下文和语境。可酌情翻成妈的，操，混蛋等各种脏话。学德语时，女老师介绍这词都很不好意思，说使用它的人一般很缺教养。这Scheiße的叫唤，让大家吓一跳。灯影里，不知何时窜出一老头，突然立在面前。不高，甚粗壮。灯光照着，脸膛红，脖子红，胳膊红。不知平时就红还是此刻过于亢奋。
我们猜想他大概是个大楼管理员或看门人之类。不懂怎么惹着他了。就试图解释，说车没电，打着了，马上就走。老头根本不听，打断解释，粗暴地“哐”一声，把发动机盖扣下来。嘴里大叫：“出去，出去，Scheiße都给我出去！”
那发动机盖虽然扣下来，可电缆还接着。我见状赶紧打火。一打，着了。我们拔电缆，盖盖子，纷纷跳上车，抱头鼠窜。这时听老头在后面大骂，声音宏亮，骂的竟然是：“Du
Arschloch
Japaner!”那话直译是：你(们)这屁眼一样的日本人。我们都先一愣，接着所有人都“哗”的一下大笑起来。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开心哟，骂得真好！这个Arschloch是一个极脏的骂人词儿，轻易没人用的。我原以为就德国人用。后来发现老美也用，他们骂说：“asshole”，看中的是同一个器官，可见文化同脉。
后来知道这老头是大楼管理员。他就住一楼东边向着院子的一间屋子里。那里有门可直通后院。他在他门前空地划出个小角落，种些花，摆上桌凳，还围上点儿什么。平日坐那儿晒太阳。那地界儿成了他私人领地。别人碰不得。显然他不喜欢人家在后院停车。更别说大晚上的在那儿折腾车了。
过了两天，我开了车来，想停后院。是想着要帮组里去买饮料。准备开车去拉。在进后院大门的时候，看见那个老头站在那儿。他看见了我，脸竟一下涨红了。就见他双脚一蹦，两手张开，两腿叉开，蹦成个大字。挡在我车前，不让我进。我惹他不起，乖乖倒车。把车开到楼前边停下来。
上楼到办公室，见到组里的人。我说我车停外边了。开不进后院来，楼里的老头不让。大家就摇头。组里的约克是个大个子，听了摩拳擦掌，说：“走，我跟你一块儿下去。我们把车开进来。”组长库特也说：“一会儿买水，约克跟你一块儿去吧。车还停后院。你可以停的，没人能禁止。”我就跟约克一块儿下楼。坐我车一块儿进后院。远远见老头还站院子门口。我很开心，要看老头如何与约克碰撞。以为有场好戏。那老头儿看见我，刚要发作，一瞥眼看见旁边坐着约克。这老儿！着实让人惊讶。竟把头转了，仰起，两眼望天，佯做看云状。我给油，车照直开，扬长而入。大模样停到院子里。心里鄙夷：这德国人，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
这楼后院是公共的，是规定可以停车的。我知道老头儿这行径。他是看见是外国人，才跳，才想跳，才敢跳。新纳粹的种子是播在这样民众的土壤里的。
新纳粹
80年代末。我还在大学。我的大学熟人，安德丽雅跟我说：“我在很多场合，都不敢给德国喊好。因为总觉的那是纳粹。”安德丽雅是汉学家，她能说很好的汉语四声，是那时柏林口译界著名的三大家之一。她这意识，第一次听到时，让我惊讶。她给我解释：“我只有在足球比赛时觉得可以给德国叫好。因为那是体育比赛。大学里许多人有这种想法。”
在德国，排斥外国人，被隐隐地看成是有纳粹倾向。典型的句子：“Deutschland den Deutschen! Ausländer
raus!”(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外国人滚出去！)是公认的纳粹口号。哪个议员说这话，他立刻当不成了。另外的一句，“Ich bin
stolz，als ein Deutscher zu
sein！”(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骄傲!)是新纳粹口号。高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没有一个人会说这话。喊这口号的是胳膊上刺了青，脖子粗红的闲汉。说这话在德国，会隐含对说话人强的贬义。人的感觉是：来不来没事儿去说这话，搞不好没完成教育。身无长技，更无骄人之处，只剩的玩命叫唤“我骄傲我是德国人！”为让自己感觉自己了不起。往往是些街头牛二，穿齐整了黑军装，戴好红袖箍，喝许多啤酒后，很刺激地齐声喊。如果你有幸赶上，你站一边儿看这么一群，闹腾得猴儿似的。让人觉得特傻，特纳粹。
德国的新纳粹成员，很多都是街上的。一般都工作不好，恨外国人抢饭碗。这种人不上高层。公司高级职员，商界人士，政府衙门的官员里都少。大学里更是几乎没有。大学里的人都比较的教养。对纳粹有深的反省。和外国同学很友好。
“偏激的爱国是有害的，”小院儿里，瓦格纳跟我喝着啤酒，这么跟我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对世界融合潮流的反动。”瓦格纳是我柏林工大的熟人，在电子系做高年级助教。啤酒是Jever，大听。好牌子，清洌爽口，没有清啤那么苦。瓦格纳打开一听。把啤酒往大酒杯里倒，说：“要说爱国主义者，希特勒最纯粹。谁都没他那么爱国。你看，他不像戈林，不追求财富，不追求享受，也不贪婪女人。他是一心为了德国。最后还把命搭上。”他端起大杯，向我举一下，示意cheers。大杯放嘴边，呷了口啤酒：“德国那个总统，魏茨泽克（Weizsäcker），就不像希特勒那么爱德国。人家问魏茨泽克你第一爱的是不是德国。他说：不是。我第一爱我老婆。他第二爱的也不是德国，是什么来着，故乡吧，还是老祖母或老妈。忘了。反正第三才轮到爱德国。”瓦格纳举了大杯，又去灌一大口啤酒：“魏茨泽克这样的人，我们得选了当总统，当总理。”我也灌一口啤酒。问他：“为什么呢？”他擦下嘴：“希特勒最爱德国，爱得疯了，一切都疯狂地为德国，就去毁别人占别人，杀别人打别人。德国的给德国，别人的也给德国，不给就抢。这种德国，强大时野心可怕。用强力压对方屈从，用武力毁灭掉对方。最后，对别人对自己是大灾难，对世界是大灾难。魏茨泽克不是第一爱德国。这样，他在对待德国和别国利益冲突时，就会冷静和理智地处理双方的关系。寻求双方妥协的方式。对双方都好，尤其在今天开放的世界。”
我想起来。德国美国有点儿不同。美国影片里，公开在歌颂“patriotism”(爱国主义)，大赞特赞，不在乎。德国在乎，甚至忌讳。不干，也不敢。德国这词儿是“patriotismus”，电影里没有歌颂这玩意儿的主题。政治家演讲从来没见用patriotismus这个词儿。
小吃摊
柏林地铁Ernst-Reuter-Platz广场站下面，在东边出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吃铺子。卖匈牙利炖肉汤，香肠土豆汤，咖喱烤肠，维也纳煮肠。我有一阵住的远，得坐地铁。去工大主楼，都是在那一站下车。
卖小吃的是一位老师傅。我认定他以前一定是个高级厨师，在高级宾馆里干过。他熬的那汤味道浓极了。从地铁站台往外走，熬汤的浓香就一股一股地冒，一阵一阵地飘，毒气似的，让人简直受不了。我当然经不住诱惑。不管饿不饿，每次在那儿我都得喝上一份土豆汤，才能走。那汤热热的稠稠的，土豆煮化了，沙沙的，非常可口。那是种会让人生出深刻爱意，让人能相恋终生的汤。
当然，这是说的多年前的事啦，那时我还年轻。现在我都老了，那老师傅就更老啦。也做不动啦。小摊子早就撤了。唉，都没啦。只剩下记忆里的这点儿爱恋了。
想到吃过的好吃的汤，就想到那个小摊子。心里愿那位老师傅身体现在依旧健康。
庆祝party
刘世槎做答辩了。我们都去给他祝贺。按惯例，答辩之后，要有个冷盘的自助餐会，作为庆祝。大学的学生食堂都承办这种冷餐。一般是用的小圆面包。切一半。上面涂黄油，放奶酪片，生菜叶。再上面放各种花样，或熟肉片，或生火腿片，或生鱼片，或鱼子酱，或鸡蛋奶油沙拉。这样算一份。叫“Halbe
Belegte”，这似乎应该翻成“半堆儿”。Halbe意思是半个，Belegte意思是堆摆。本来后面应跟有“小面包”一词儿，口语中把它给省掉了。各种这式儿的“半堆儿”做一大堆，摆大花边儿方托盘上。大托盘银亮，餐桌上摆满。一桌的花花绿绿，很好看。
去的中国同学都自己在家做好吃的，酱肉卤蛋熏鱼什么的，带去，算是祝贺。我做了一大盘盐水鸭。都切成大条。开车带过去。
冷盘餐摆在数学楼后面的一座独立的小洋楼里。不靠街道，挺僻静的。小洋楼古香古色，它带了个小钟楼圆塔顶。还带了个小花园。四周都是现代的楼。这楼有点儿巴洛克。不太协调。不知它什么来历。我想这楼是刘世槎他们系的。
大学的答辩是公开进行。答辩会的布告要先贴在系的墙上，写明题目，内容，导师和答辩评审教授名单。布告贴半个月。看是否有人质疑。答辩会谁都可以参加。甚至可以发言向答辩人质询。我去时，刘世槎已经答辩结束。
小楼里面的厅里，靠墙一圈铺了白布的长桌，摆了花，摆了许多大盘，都是吃食。有许多杯子瓶子。楼里楼外，和花园里，站许多男女，拿着酒水香槟。一看就知道都是大学的人，学生，助教，和教授。
我弄了杯香槟，在人丛中找到刘，向他祝贺。他被一群人围着，说不上话。我取了个大平盘，拿了些食物，端着那杯香槟，走到花园里。花园里放了折叠桌椅。坐着些人。旁边有个石桌，长条的石凳。见没人坐，我就把食盘放到石桌上，坐下来。
这时见过来三个女孩儿，金发。大一吧，但不是西欧人的样子。都端了大盘，上面堆满了吃的。径直走到石桌，一屁股在我对面坐下来，大吃。一边唧唧呱呱说话，是俄语。那时柏林墙还没倒，边境也不开放。俄国学生比较少见。我想：哦，刘世槎他们这儿还有俄国学生。
女孩们胃口特好，有一个还去又拿了一大盘。吃了一阵，一个女孩才想起来，抬头找我说话，是换了德语，带口音：“喂，今天这里是搞什么事儿啊？”我笑了，想着：“咳呀，大吃了这半天，怎么回事儿都不知道。原来是外面来吃蹭的。”就说：“是一个中国同学庆祝做博士答辩。”女孩回过头，跟同伴唧呱唧呱。三人都抬头，一个问我：“是哪个？”我给她们指。她们三个一齐伸了脖子，鹅颈似地：“在哪儿呀？”
她们三个从莫斯科和基辅来。想进柏林工大。还没办注册。看到这儿的花园，有吃喝，是个庆祝party。就钻进来，取了个盘子捡食物，拿出来坐着，有吃有喝。
这类似的事儿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回。都是被人拉着。一次成功一次失败。
一次是在汉诺威CeBIT参展。7天，我和GERB公司的人在展台值班。闭幕前的两天，晚上快闭馆时，有些公司在自己展区搞冷餐庆祝。请的乐队奏乐。GERB的人不去城里找餐馆了。闭馆时把展台一锁，拉了我在各展厅转悠。拉开一个厅门，听里面是否有音乐搞庆祝。径直大模大样走进庆祝的人堆，拿了盘子，自取各种吃食。跟人后面排队，叫厨子切烤肉，叫待者倒红酒。还看到有表演。几个男女演员，紧身衣裤，暴露颇多，跳腾得激烈。乐队拼命吹拼命敲。看者甚众，围观，什么人都有，都拿的吃喝。跟荒年办赈粥似的。
还一次是周末，傍晚跟了托马斯在街上走。临街三楼窗大开。里面灯光巨亮。人声喧闹，爆阵阵哄笑，且嘭嚓嚓有鼓乐。托马斯停下来，说：“这儿有个party。等着，我去问问人家缺不缺人。”说着，就跑进楼去。把我丢在外面。一会儿，他出来了，说：“不行。人家说人够了。屋子里人挤满了。算了，咱走吧。”
2011.05.北京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